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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娱乐:大量青年积极分子体现

  中国共青团与中国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她是中国的助手与后备军,也是党章中对彼此关系做出明确规定的唯一群团组织。正是这层特殊关系,使近日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广受关注。共青团改革方向之一是贴近青年,而在90多年前共青团成立之初,其领导人就是热血爱国青年。

  共青团最初叫“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是伴随着的成立而产生的——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组织在上海成立,负责人陈独秀借鉴当时苏联经验,决定建一个助手性质的青年团。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发起人包括早期党组织成员俞秀松、施存统等,机关就在当时上海法租界的一幢普通民居里。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后,党决定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施存统在此时被陈独秀委任为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兼上海团负责人,整顿各地青年团组织,筹建全国性青年团机构。此时,他不过23岁。

  施存统1898年出生于浙江金华的一户农家,18岁时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浙江省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学校时,他创办了《浙江新潮》杂志,并于1919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非孝》一文。文章批判了传统的孝道,洋溢着反叛精神,直接引发了学生与浙江省当局对抗的“一师风潮”,施存统因而名声大震。他也因此得到了陈独秀的赏识,成为早期成员之一。

  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各地团组织代表齐聚广州,举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施存统被推举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成为共青团历史上首位“”。他开始以“方国昌”为化名对外进行联络。时任长沙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的给团中央写报告,上款就是“国昌兄并转中局诸兄”。

  在施存统主持下,刚刚正式成立的青年团就显现出勃勃生机——发通电支持孙中山,声讨陈炯明,动员组织青年参加国民革命军;支持上海日华纱厂罢工,发起大规模募捐活动;在上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组织青年散发传单,反对曹锟贿选;在上海发起纪念被反动派杀害的黄爱、庞人铨的运动;号召各地团组织积极响应支持“二七”罢工。

  由于党团关系非常密切,只要有时间,党中央的会议施存统都要参加。除了团中央机关日常工作外,他还是团中央机关报《先驱》的主编,撰稿、约稿、编辑、校对、跑印厂……相当辛苦。在施存统主持下,团中央在《先驱》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导各地团的工作。当时,青年团经费很少,只有300余元,所有机关人员都不拿薪水。后来为了工作需要,仅施存统一人领取极少的稿费和生活费。

  在1923年的青年团二大上,邓中夏当选为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委员长,施存统当选执行委员。但他因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力辞了一切职务,随后离开团中央,去大学教书。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南部扩大到中、北部。这时青年团的主要工作,一是参加帮助重建和改组,年轻的员和青年团员成为很多地方领导机构骨干力量;二是在各级青年团动员下,先后有500多名团员和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东征、北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推动学生反帝运动;四是参加国民会议运动。

  这时团的负责人是张太雷。1925年1月,27岁的他在团的三大上当选为团中央局总书记,兼任妇女部主任和会计。在会上,他向全国广大团员和青年提出战斗任务,号召他们积极投入当前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积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军阀勾结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

  张太雷之所以能够担此重任,同他丰富的革命经历是密不可分的。他22岁加入北京早期组织,受李大钊委派组建天津青年团。他是中国第一位红色外交使者,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他还是青年团最早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之一,是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团的三大是团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青年团”。原来使用青年团这个名称,是为了避免人们对的误解。但到了1925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欧洲已经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领导下的反动青年组织,已经不是一个荣誉的名称。大会通过的《宣言》这样写道:“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最恐怖的名词,我们正应当很勇敢地揭示我们者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

  1925年5月,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派张太雷赴广州,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同时兼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不再担任团中央局总书记职务。但两年后,他就在广州起义中牺牲。

  张太雷在共青团的继任者是任弼时。1920年8月,16岁的任弼时在上海加入青年团,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团员。5年后他就在团三大上当选团中央局成员,任组织部主任,并在当年接任共青团总书记一职。

  在任弼时领导下,全国团员人数由1925年1月团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9月的9000多人。共青团还向输送了大批新生力量,3000多名团员直接转入党组织。

  任弼时头脑冷静,性格坚毅,实事求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地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面对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先后3次向党中央提交《政治意见书》。在党的幼年时期,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敢于连续向最高领导人提出不同意见,需要极大勇气。

  第一次是在1927年6月的一个下午,共青团请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到武昌团中央机关参加团的会议。正式开会前,任弼时请陈独秀到小客厅,把团中央执委会共同起草的致党中央的政治意见书拿给他看。开始陈独秀信手翻阅,嘴里叨咕着“幼稚”“荒唐”。当看到意见书中对党中央在武装工农、土地革命等问题上的右倾做法提出意见甚至责问时,陈独秀忍不住了,气愤地几下把意见书撕碎,掷在地上,斥责道:“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总书记,你们这样胡闹,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任弼时还想请陈独秀再去会场听听大家的意见,不料陈独秀站起身来拂袖而去。

  第二次是在6月底。任弼时听说中共中央要开常委会,很想让其他中央常委了解团中央的意见,便将意见书委托蔡和森带到会上。当听到团中央书面意见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而且在问题、武装工农问题上均提出反对意见时,陈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

  第三次是在7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这次任弼时代表团中央到会,会议主要讨论关于国共关系的11条政纲。任弼时仔细琢磨各条政纲,要求发言,并想再次阐述团中央的政治意见。陈独秀当即制止:“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任弼时争辩:“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团是否有这种权利?”陈独秀高声道:“青年团国际代表不能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不能进行干扰!”会场哗然,当很多同志起来批评陈独秀的错误时,他又说:“这不在议事日程内。”实际上,党性原则极强的任弼时代表共青团所反对的不是党的领导,而是党内的错误政策。

  一个月后,在武汉汉口一个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任弼时出席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他在、蔡和森、李达、罗亦农之后发言,批判当时中央的右倾错误。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党内和共青团的正确意见取得了胜利。23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特派任弼时为全权代表,赴湖南考察省委领导暴动情况,于是他一边参与中共中央工作,一边主持共青团中央工作。1928年7月,共青团五大召开,任弼时卸任,由关向应接任团中央局书记。

  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途中将要过黄河时,找红15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冯文彬谈话,说中央决定让他到团中央任书记。回到瓦窑堡后,冯文彬便到团中央上任,接替凯丰,时年26岁。

  也是在这一年,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原来由少数先进青年组成的共青团被改造成了一个广泛的、民族解放性质的、团结全体青年抗日的组织——青年救国会。第二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大会决定,在全国青年救国会正式成立前,由西北青救会执委会作为现有各地青年救国团体的最高领导机构,原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冯文彬当选为主任。会后团中央机关停止了工作,党中央设青年部,冯文彬又被任命为青年部部长。1938年5月,青年部被撤销,中共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

  各级青年救国会在抗战初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抗日斗争深入,大批青年积极分子涌现,整个青年运动因缺乏青年积极分子核心的有力推动,显得涣散和松懈。1945年冯文彬在参加党的七大时,和其他几位青委干部向中央提议重建青年团。中共中央权衡当时的形势发展没有同意。抗战胜利后,青年组织更加涣散。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分管青年工作的任弼时请中央青委调山东解放区青救会负责干部到延安汇报工作,谈到解放区的青年运动存在的严重问题。8月至9月间,任弼时两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建团问题。会议认为要建立青年团,但要做好试点。随后,中央青委选择延安冯庄、丰足火柴厂、行知中学作为建团试点。

  此时,冯文彬正以中央青委书记的身份秘密在重庆、南京、上海考察国统区的青年运动,当年10月回到延安后立即投入青年团试建工作。他连日连夜听取汇报,阅读讨论记录,参与起草《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文件发出后,各解放区纷纷试建青年团。

  1947年3月,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冯文彬率中央青委随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撤往华北,5月到达河北西柏坡。随后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冯文彬向大会作了关于建立青年团的专题发言。他讲了历史上青年运动的经验教训,介绍了陕甘宁、晋绥、山东较大规模的试建青年团的情况,并从为什么要建团、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青年团、怎样建团和团的任务4个方面对建团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在主席台上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

  1948年9月,冯文彬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在1949年上半年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和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党中央正式决定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冯文彬创办中央团校、复刊《中国青年》,还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经修改审定后正式公布。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解放不久的北平召开,冯文彬总结了青年运动历史上反倾向斗争的基本教训。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届一中全会上,冯文彬当选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57年,团的名称更改为中国青年团。

  1949年冬,率部进军大西南,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3年后,中共中央调进京,原本是要他组建政务院建筑工程部并任职。恰在此时,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冯文彬调动工作,需要人接替。提出3名接替人选:、陈丕显和谭启龙。最终,圈定了,说团中央工作还是由来干好。出身“红小鬼”,15岁开始从事青少年工作,年纪轻轻就担任过乡少先队队长兼儿童团团长、湘赣省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上任后,开创了青年团朝气蓬勃的工作局面。20世纪50年代初,国民经济进入新时期。多次讲道:“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有两个字,叫作‘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作‘建设’。”1954年初,在北京建设苏联展览馆的工地上,出现了一支青年突击队。这支突击队不怕苦不怕累,有钻研精神,能攻克难关,受到工地领导和群众高度赞扬。听到汇报后非常重视,还在广场会见了这支青年突击队和后来相继建立的突击队队员,表示要向全国推广这一经验。到1954年年底,仅建筑工地上的青年突击队就有650多个,超过1.2万名青年参加。同时涌现出的还有青年垦荒队、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青年生产队等,做到了“群众拥护,青年高兴,党委满意,团干好当”。

  喜欢也善于和青年打交道。他在一次各省市团委负责同志会议上说,共青团各级负责同志不要成天舒舒服服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想青年”,不要在办公室透过玻璃“看青年”,也不能只满足在下边送来的报告、材料中“找青年”。要找那些学习、工作成绩优异的青年座谈,更要找那些有困难、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甚至吃不饱、穿不暖的青年座谈,到工厂、到农村、到学校、到街道、到机关去和青年直接交朋友。

  还带头办起了团支部。196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59级一班团支部成为他的联系点。他不时请同学去家里做客,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多学知识。1964年,这个班毕业前夕,要和同学们见面。消息传出,不仅这个班,中文系其他班的同学都要求见。最后学校决定其他班派代表同去。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还背诵起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名人娱乐临别时,一班的同学将一枚北大毕业纪念章别在胸前。问:“你们班多少同学?”“38个。”“好,现在就是39个了!”大声说。他又问:“我们班这39个人是不是一条心?”“是!”说:“我们是一条心。我们都要跟毛主席一条心,跟党一条心。”

  1966年“文革”爆发后,共青团在中央部级单位中第一个受到冲击,书记处被改组,全体工作人员都被下放到河南农场劳动改造。至此,在团中央“”岗位上履职长达14年。还有人说应该算25年,直到他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任职。去世后长眠于江西共青城,他的名字永远与共青团联系在一起。

  “29岁的史逸婵本来在上海一家为白领提供服务的机构‘白领驿家’工作,今年2月出任团上海市委兼职副书记,一时间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红人。”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近日就共青团改革话题,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专访,他说,“这次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破体制障碍。”

  郑长忠:我认为改革涉及3个方面:人员、机构与机制。上海等地的改革试点采取“专、挂、兼”的结构,其中专职人员的数量减少近一半,空出来的岗位,一部分由体制内人员挂职,另一部分由体制外或非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来兼任。离开机关的专职人员,被要求到基层工作,这就是“减上补下”。挂职打破了体制内部门之间以及所谓行政级别的区隔与壁垒,而兼职打破了体制内外的区隔与壁垒。

  《方案》提出建立“网上共青团”,开始关注青年在网络上表达的需求。青年现在已经开始“自我组织化”,他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逻辑和传统共青团员完全不一样,“弹幕”“二次元”……他们玩的东西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少先队、共青团来组织活动联系青少年,这种联系正在弱化。在社会上和高校内部,存在大量基于兴趣随机产生的社团,很多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比参加班集体、团支部的活动积极得多。

  有人说,农业社会的社会影响力掌握在老年人手里,工业社会的社会影响力掌握在中年人手里,而如今的网络社会,社会影响力开始向青年人身上转移,“青年化社会”正成为一种趋势。在这种变化之下,共青团必须转型。

  郑长忠: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我们通过几十年的发展,现代政党、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市场都已形成,现在要将这些“零部件”在全球化背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互联网社会逐渐形成的条件下重新组合,使其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这种组合需要一个联系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就是这其中的联系机制。群团组织目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改革使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共青团改革是群团组织改革的组成部分。

  郑长忠:群团组织中存在“四化”问题,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和娱乐化”。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单位与组织都被纳入体制之中,而后以国家行政体系中的所谓职级予以建构秩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这一逻辑延续下来,群团组织自然就“机关化与行政化”了。

  “贵族化”主要是指一些群团组织着重社会精英,如企业家、明星、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应该联系,联系他们可以产生新闻效应,也比较容易搞出高姿态的活动,也最有媒体曝光率。但是这些人毕竟是少数,除此之外更应该专注于普通群众、“草根”等最大多数的社会群众,群团组织不是精英俱乐部。

  “娱乐化”就是追求一些轰轰烈烈的大型活动,而不追求扎扎实实服务群众的工作。大型活动会受到媒体和领导的关注,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容易被忽视,所以追求娱乐效果,成为一些群团组织的“理性”选择。

  郑长忠:新中国成立以来,团青关系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计划经济时代,青年依附于群团、依附于单位;第二,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青年处于“原子化”阶段,由于利益相关度下降,青年与团组织关系开始疏离;第三,2000年以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网络发达,青年具备自我组织起来的技术条件,人们基于自己价值、利益、兴趣而形成各类社会组织,“原子化”青年变成自组织化青年。在此过程中,对单位化青年、“原子化”青年和自组织化青年,共青团要基于不同的逻辑与他们建立关系。

  社会已经发生改变,群团组织应根据群众的变化,主动贴近他们做工作,而不是依靠职权去推动工作。计划经济条件下,这样运行是有效的,因为社会成员主动向群团组织靠拢。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远离群团自我独立活动时,还用旧方式,就无法赢得他们。(本刊记者赵婧夷)

  中国共青团与中国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她是中国的助手与后备军,也是党章中对彼此关系做出明确规定的唯一群团组织。正是这层特殊关系,使近日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广受关注。共青团改革方向之一是贴近青年,而在90多年前共青团成立之初,其领导人就是热血爱国青年。

  共青团最初叫“社会主义青年团”,它是伴随着的成立而产生的——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组织在上海成立,负责人陈独秀借鉴当时苏联经验,决定建一个助手性质的青年团。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发起人包括早期党组织成员俞秀松、施存统等,机关就在当时上海法租界的一幢普通民居里。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后,党决定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施存统在此时被陈独秀委任为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兼上海团负责人,整顿各地青年团组织,筹建全国性青年团机构。此时,他不过23岁。

  施存统1898年出生于浙江金华的一户农家,18岁时考取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浙江省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学校时,他创办了《浙江新潮》杂志,并于1919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非孝》一文。文章批判了传统的孝道,洋溢着反叛精神,直接引发了学生与浙江省当局对抗的“一师风潮”,施存统因而名声大震。他也因此得到了陈独秀的赏识,成为早期成员之一。

  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各地团组织代表齐聚广州,举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施存统被推举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成为共青团历史上首位“”。他开始以“方国昌”为化名对外进行联络。时任长沙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的给团中央写报告,上款就是“国昌兄并转中局诸兄”。

  在施存统主持下,刚刚正式成立的青年团就显现出勃勃生机——发通电支持孙中山,声讨陈炯明,动员组织青年参加国民革命军;支持上海日华纱厂罢工,发起大规模募捐活动;在上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组织青年散发传单,反对曹锟贿选;在上海发起纪念被反动派杀害的黄爱、庞人铨的运动;号召各地团组织积极响应支持“二七”罢工。

  由于党团关系非常密切,只要有时间,党中央的会议施存统都要参加。除了团中央机关日常工作外,他还是团中央机关报《先驱》的主编,撰稿、约稿、编辑、校对、跑印厂……相当辛苦。在施存统主持下,团中央在《先驱》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导各地团的工作。当时,青年团经费很少,只有300余元,所有机关人员都不拿薪水。后来为了工作需要,仅施存统一人领取极少的稿费和生活费。

  在1923年的青年团二大上,邓中夏当选为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委员长,施存统当选执行委员。但他因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力辞了一切职务,随后离开团中央,去大学教书。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南部扩大到中、北部。这时青年团的主要工作,一是参加帮助重建和改组,年轻的员和青年团员成为很多地方领导机构骨干力量;二是在各级青年团动员下,先后有500多名团员和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东征、北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推动学生反帝运动;四是参加国民会议运动。

  这时团的负责人是张太雷。1925年1月,27岁的他在团的三大上当选为团中央局总书记,兼任妇女部主任和会计。在会上,他向全国广大团员和青年提出战斗任务,号召他们积极投入当前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积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军阀勾结发动战争的罪恶目的。

  张太雷之所以能够担此重任,同他丰富的革命经历是密不可分的。他22岁加入北京早期组织,受李大钊委派组建天津青年团。他是中国第一位红色外交使者,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他还是青年团最早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之一,是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团的三大是团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青年团”。原来使用青年团这个名称,是为了避免人们对的误解。但到了1925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欧洲已经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领导下的反动青年组织,已经不是一个荣誉的名称。大会通过的《宣言》这样写道:“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最恐怖的名词,我们正应当很勇敢地揭示我们者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

  1925年5月,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派张太雷赴广州,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同时兼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不再担任团中央局总书记职务。但两年后,他就在广州起义中牺牲。

  张太雷在共青团的继任者是任弼时。1920年8月,16岁的任弼时在上海加入青年团,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团员。5年后他就在团三大上当选团中央局成员,任组织部主任,并在当年接任共青团总书记一职。

  在任弼时领导下,全国团员人数由1925年1月团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9月的9000多人。共青团还向输送了大批新生力量,3000多名团员直接转入党组织。

  任弼时头脑冷静,性格坚毅,实事求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地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面对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先后3次向党中央提交《政治意见书》。在党的幼年时期,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敢于连续向最高领导人提出不同意见,需要极大勇气。

  第一次是在1927年6月的一个下午,共青团请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到武昌团中央机关参加团的会议。正式开会前,任弼时请陈独秀到小客厅,把团中央执委会共同起草的致党中央的政治意见书拿给他看。开始陈独秀信手翻阅,嘴里叨咕着“幼稚”“荒唐”。当看到意见书中对党中央在武装工农、土地革命等问题上的右倾做法提出意见甚至责问时,陈独秀忍不住了,气愤地几下把意见书撕碎,掷在地上,斥责道:“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总书记,你们这样胡闹,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任弼时还想请陈独秀再去会场听听大家的意见,不料陈独秀站起身来拂袖而去。

  第二次是在6月底。任弼时听说中共中央要开常委会,很想让其他中央常委了解团中央的意见,便将意见书委托蔡和森带到会上。当听到团中央书面意见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而且在问题、武装工农问题上均提出反对意见时,陈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

  第三次是在7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这次任弼时代表团中央到会,会议主要讨论关于国共关系的11条政纲。任弼时仔细琢磨各条政纲,要求发言,并想再次阐述团中央的政治意见。陈独秀当即制止:“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任弼时争辩:“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团是否有这种权利?”陈独秀高声道:“青年团国际代表不能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不能进行干扰!”会场哗然,当很多同志起来批评陈独秀的错误时,他又说:“这不在议事日程内。”实际上,党性原则极强的任弼时代表共青团所反对的不是党的领导,而是党内的错误政策。

  一个月后,在武汉汉口一个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任弼时出席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他在、蔡和森、李达、罗亦农之后发言,批判当时中央的右倾错误。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总方针,党内和共青团的正确意见取得了胜利。23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八七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特派任弼时为全权代表,赴湖南考察省委领导暴动情况,于是他一边参与中共中央工作,一边主持共青团中央工作。1928年7月,共青团五大召开,任弼时卸任,由关向应接任团中央局书记。

  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途中将要过黄河时,找红15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冯文彬谈话,说中央决定让他到团中央任书记。回到瓦窑堡后,冯文彬便到团中央上任,接替凯丰,时年26岁。

  也是在这一年,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原来由少数先进青年组成的共青团被改造成了一个广泛的、民族解放性质的、团结全体青年抗日的组织——青年救国会。第二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大会决定,在全国青年救国会正式成立前,由西北青救会执委会作为现有各地青年救国团体的最高领导机构,原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冯文彬当选为主任。会后团中央机关停止了工作,党中央设青年部,冯文彬又被任命为青年部部长。1938年5月,青年部被撤销,中共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

  各级青年救国会在抗战初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抗日斗争深入,大批青年积极分子涌现,整个青年运动因缺乏青年积极分子核心的有力推动,显得涣散和松懈。1945年冯文彬在参加党的七大时,和其他几位青委干部向中央提议重建青年团。中共中央权衡当时的形势发展没有同意。抗战胜利后,青年组织更加涣散。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分管青年工作的任弼时请中央青委调山东解放区青救会负责干部到延安汇报工作,谈到解放区的青年运动存在的严重问题。8月至9月间,任弼时两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建团问题。会议认为要建立青年团,但要做好试点。随后,中央青委选择延安冯庄、丰足火柴厂、行知中学作为建团试点。

  此时,冯文彬正以中央青委书记的身份秘密在重庆、南京、上海考察国统区的青年运动,当年10月回到延安后立即投入青年团试建工作。他连日连夜听取汇报,阅读讨论记录,参与起草《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文件发出后,各解放区纷纷试建青年团。

  1947年3月,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冯文彬率中央青委随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撤往华北,5月到达河北西柏坡。随后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冯文彬向大会作了关于建立青年团的专题发言。他讲了历史上青年运动的经验教训,介绍了陕甘宁、晋绥、山东较大规模的试建青年团的情况,并从为什么要建团、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青年团、怎样建团和团的任务4个方面对建团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在主席台上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

  1948年9月,冯文彬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在1949年上半年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和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党中央正式决定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冯文彬创办中央团校、复刊《中国青年》,还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经修改审定后正式公布。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解放不久的北平召开,冯文彬总结了青年运动历史上反倾向斗争的基本教训。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届一中全会上,冯文彬当选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57年,团的名称更改为中国青年团。

  1949年冬,率部进军大西南,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3年后,中共中央调进京,原本是要他组建政务院建筑工程部并任职。恰在此时,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冯文彬调动工作,需要人接替。提出3名接替人选:、陈丕显和谭启龙。最终,圈定了,说团中央工作还是由来干好。出身“红小鬼”,15岁开始从事青少年工作,年纪轻轻就担任过乡少先队队长兼儿童团团长、湘赣省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上任后,开创了青年团朝气蓬勃的工作局面。20世纪50年代初,国民经济进入新时期。多次讲道:“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有两个字,叫作‘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作‘建设’。”1954年初,在北京建设苏联展览馆的工地上,出现了一支青年突击队。这支突击队不怕苦不怕累,有钻研精神,能攻克难关,受到工地领导和群众高度赞扬。听到汇报后非常重视,还在广场会见了这支青年突击队和后来相继建立的突击队队员,表示要向全国推广这一经验。到1954年年底,仅建筑工地上的青年突击队就有650多个,超过1.2万名青年参加。同时涌现出的还有青年垦荒队、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青年生产队等,做到了“群众拥护,青年高兴,党委满意,团干好当”。

  喜欢也善于和青年打交道。他在一次各省市团委负责同志会议上说,共青团各级负责同志不要成天舒舒服服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想青年”,不要在办公室透过玻璃“看青年”,也不能只满足在下边送来的报告、材料中“找青年”。要找那些学习、工作成绩优异的青年座谈,更要找那些有困难、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甚至吃不饱、穿不暖的青年座谈,到工厂、到农村、到学校、到街道、到机关去和青年直接交朋友。

  还带头办起了团支部。196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59级一班团支部成为他的联系点。他不时请同学去家里做客,与他们谈心,鼓励他们多学知识。1964年,这个班毕业前夕,要和同学们见面。消息传出,不仅这个班,中文系其他班的同学都要求见。最后学校决定其他班派代表同去。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还背诵起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临别时,一班的同学将一枚北大毕业纪念章别在胸前。问:“你们班多少同学?”“38个。”“好,现在就是39个了!”大声说。他又问:“我们班这39个人是不是一条心?”“是!”说:“我们是一条心。我们都要跟毛主席一条心,跟党一条心。”

  1966年“文革”爆发后,共青团在中央部级单位中第一个受到冲击,书记处被改组,全体工作人员都被下放到河南农场劳动改造。至此,在团中央“”岗位上履职长达14年。还有人说应该算25年,直到他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任职。去世后长眠于江西共青城,他的名字永远与共青团联系在一起。

  “29岁的史逸婵本来在上海一家为白领提供服务的机构‘白领驿家’工作,今年2月出任团上海市委兼职副书记,一时间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红人。”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近日就共青团改革话题,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专访,他说,“这次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破体制障碍。”

  郑长忠:我认为改革涉及3个方面:人员、机构与机制。上海等地的改革试点采取“专、挂、兼”的结构,其中专职人员的数量减少近一半,空出来的岗位,一部分由体制内人员挂职,另一部分由体制外或非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来兼任。离开机关的专职人员,被要求到基层工作,这就是“减上补下”。挂职打破了体制内部门之间以及所谓行政级别的区隔与壁垒,而兼职打破了体制内外的区隔与壁垒。

  《方案》提出建立“网上共青团”,开始关注青年在网络上表达的需求。青年现在已经开始“自我组织化”,他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逻辑和传统共青团员完全不一样,“弹幕”“二次元”……他们玩的东西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少先队、共青团来组织活动联系青少年,这种联系正在弱化。在社会上和高校内部,存在大量基于兴趣随机产生的社团,很多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比参加班集体、团支部的活动积极得多。

  有人说,农业社会的社会影响力掌握在老年人手里,工业社会的社会影响力掌握在中年人手里,而如今的网络社会,社会影响力开始向青年人身上转移,“青年化社会”正成为一种趋势。在这种变化之下,共青团必须转型。

  郑长忠: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我们通过几十年的发展,现代政党、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市场都已形成,现在要将这些“零部件”在全球化背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互联网社会逐渐形成的条件下重新组合,使其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这种组合需要一个联系政党与社会、政党与国家、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就是这其中的联系机制。群团组织目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改革使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共青团改革是群团组织改革的组成部分。

  郑长忠:群团组织中存在“四化”问题,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和娱乐化”。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有单位与组织都被纳入体制之中,而后以国家行政体系中的所谓职级予以建构秩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这一逻辑延续下来,群团组织自然就“机关化与行政化”了。

  “贵族化”主要是指一些群团组织着重社会精英,如企业家、明星、高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应该联系,联系他们可以产生新闻效应,也比较容易搞出高姿态的活动,也最有媒体曝光率。但是这些人毕竟是少数,除此之外更应该专注于普通群众、“草根”等最大多数的社会群众,群团组织不是精英俱乐部。

  “娱乐化”就是追求一些轰轰烈烈的大型活动,而不追求扎扎实实服务群众的工作。大型活动会受到媒体和领导的关注,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容易被忽视,所以追求娱乐效果,成为一些群团组织的“理性”选择。

  郑长忠:新中国成立以来,团青关系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计划经济时代,青年依附于群团、依附于单位;第二,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青年处于“原子化”阶段,由于利益相关度下降,青年与团组织关系开始疏离;第三,2000年以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网络发达,青年具备自我组织起来的技术条件,人们基于自己价值、利益、兴趣而形成各类社会组织,“原子化”青年变成自组织化青年。在此过程中,对单位化青年、“原子化”青年和自组织化青年,共青团要基于不同的逻辑与他们建立关系。

  社会已经发生改变,群团组织应根据群众的变化,主动贴近他们做工作,而不是依靠职权去推动工作。计划经济条件下,这样运行是有效的,因为社会成员主动向群团组织靠拢。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远离群团自我独立活动时,还用旧方式,就无法赢得他们。(本刊记者赵婧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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